吧! 我是搞理论技术出身的

时间:2019-09-26 04:18来源:豉汁鱼云网 作者:阿富汗剧

我是搞理论技术出身的,曾经在美国两所学府的研究院教高级理论多年。然而,一九六九年回港度假,到街头巷尾走走,我这个经济理论专家竟然不明白大部分观察到的琐碎现象。当时我想,骗饭吃于心不安,另谋高就算了。但我又想,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应该是可以的,佛利民的《消费函数理论》是前车可鉴。应该是传统的理论有问题,要改进。

一个雇用劳力生产的商人,为了争取最高收益,雇用劳力之量是工资等于边际产值。这样看,边际产值曲线就是这个商人的劳力需求曲线了。像物品的需求曲线一样,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。我曾经说过,消费物品与生产要素不一定有区别:吃饭之米与睡觉之床都协助生产,说是消费物品或说是生产要素皆可。所以若取简舍繁,物品与要素的需求曲线可以不分彼此,只是前者的右下倾斜靠武断,后者的右下倾斜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使然。我们这里要分析的是使用生产要素的含意,所以读者要暂时忘却消费物品。一家与一家之间有产权的划分,但一家之内却以人权划分。然而,子女不是奴隶,有承继权,而父母子女之间有爱。这些加起来促成了以伦理、风俗治国的制度。一方面,法治要基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而人权的高下排列是说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。人权不平等不能有法治。在我们今天的商业机构内,其成员也有等级排列的。这排列协助减低租值消散,我说过了。但这与中国的旧家庭不同:商业机构内的成员各有各的私产,可以自由离开机构,而机构之外的事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。

  吧!

一件成衣的制作,从裁剪到分部制作到分部组合,通常以件工算酬。玩具、手表、塑胶金属等产品也如是。抛光以件算,但电镀是几个人一起合作,则以时间算工资了。很明显,件工要有标准之「件」为模范,而质量的审查极为重要。件工以量度件数算工价(薪酬),依照履行定律,不用担心工人坐而不动。一剑霜寒四十州一九八○年推测中国的路向是比较容易的,因为有关的局限条件清楚明确。一方面,一九七九年的广州行,所有的亲朋戚友天天都在谈搞关系、走后门,希望能买到几只新鲜的鸡蛋或一尾鱼之类的琐碎物品,而在东方宾馆见到的国家职工的工作态度,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,其散漫令人叹为观止。我立刻下了一个结论,中国民不聊生,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上,交易(包括监管)费用高得惊人。

  吧!

一九八五年,国内贪污趋盛,倒买倒卖之声不绝于耳。高干子弟把货品进口批文作钞票使用。但当我听到中国考虑把物品分类管制,就大声疾呼:这是走向印度之路,贪污一旦制度化,就固定下来,不易清除了。是的,贪污的权利可以藉管制法例而界定,其后这管制权可以在市场买卖成交,甚至可以承继。这是贪污制度化,是印度及一些小国的症状。物品分类管制是界定贪污权利的好办法。传统经济学对贪污的看法很简单。管制规例引起贪污,而贪污的行为是逃避管制。因此,对社会经济有害的管制贪污带来利益,对社会有利的管制贪污带来损害。这是浅见。一九八一年我以邓老坚持讯息开放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路向。但如果只坚持讯息开放,没有邓老,我的推断还会准确吗?会的,但不会发展得那样快,不会超于东欧那么多。

  吧!

一九二一年高斯在芝大旁听了奈特两课,又拜读了奈特的博士论文,不同意奈特的公司阐释,写下了七十年后(1991)获诺贝尔奖的《公司的性质》(The Nature of the Firm)。当年高斯二十岁,但该文六年后(1937)才发表。

一九九八年我对曾荫权打趣说:「你是财爷,经济数据在你手,但我有水晶球。如果香港的公务员不大幅减薪,而政府又推行强积金的话,香港的失业率会超百分之八。」他不相信,而我则没有想到四年之后还差一小点。无论怎样说,上述的局限转变含意着香港的工资与物价会向下作长时期的调整,又因为工资的下调有不同的顽固性,提高了市场工资的讯息费用,失业暴升是后果。我不是固执,而是看不出自己的推论错在哪里。希望这里能澄清我的观点。我不是说任何角度都不可以界定公司。我说资产负债可以界定,即是说财务与税务可以界定,但作为生产组织就不能界定了。然而,无论奈特、高斯,及跟着而来对公司的性质有兴趣的经济学者,一般是从生产组织那方面分析公司的。

我曾经说天下间没有有价值的资产是纯真地、公共地、无限制地让所有的人竞争使用,毫无约束。有些学者反对这观点,认为纯真的公共产存在。公海捕鱼,是毫无约束吗?撇开不同的捕鱼者有不同的技能,或有不同的成本,公海租值因而不容易尽散不论,美国捕鱼区有船只大小的管制,有牌照的管制,有工具的管制,也有捕鱼季节的管制等。这些管制都协助了减低公海的租值消散,以致牌照有价。我的答案,是观玉石原件之外而猜其内的知识,是多年学习投资而得的私产,其应得的回报是不会在竞争下消散的。我是专家,你可能也是专家,玉石原件是我的,你要我切开才卖给你很容易:先给我一个开石价,开石后你买不买也是要付的。这样的议价有发生,但不多见。这是因为有不对称的讯息,讯息本身不容易订价。大家知道讯息不对称,要知道谁比谁知得多不容易,而要知道相差多少,或谁的知识比较值钱,就更困难了。

我的佃农理论的基础简单而传统:局限条件是(一)土地是私产;(二)农户要竞争,地主也要竞争;(三)农户的分成所得在竞争下等于另谋高就的工资;地主的分成所得等于另找租客的租值。与传统分离的,是我让分成率由市场的竞争决定(废除风俗习惯之见),而每个农户租用的土地面积也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。我对邓老的唯一批评,是他对民主人士过于敏感。他独裁改革我毫无异议,但我想,要是当年不禁制方励之,我们可能不会听到这个人。一九八九的「六四」事件,因为其他国际会议使天下所有传媒都跑到北京去,希望时势造英雄的青年多得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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